“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已进入世界第二方阵，由跟跑为主转变为跟跑、并跑、领跑并行。但是，我国农业科技前沿技术与国际前沿差距拉大的风险增加，原创性成果缺乏，有重大育种价值的关键基因等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2021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测技术首席科学家王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建议，应构建完善的农业科研投入机制。

王静说，当前，我国农业科技面临着挑战，70%肉牛、100%白羽肉鸡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种质资源收集不足，国外种质在现有国家作物种质库中占比仅为20%，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人工智能等领域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大型农机装备和智能设备核心部件受制于人，资源优先节约的瓶颈技术有待突破。

“我国60%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以前的高于全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发展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仍然远低于美国、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王静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强度下降。2008年~2020年，我国科技总投入和农业科技投入经费持续增长，但“十三五”以来投入增速明显低于“十一五”时期。我国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只有0.71%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2%~3%的财政投入水平，也远低于全国所有行业平均2.14%的投入强度。

二是符合农业科研规律的稳定支持机制尚未形成。农业具有显著的长周期性、自然属性、市场属性、人类健康属性等，尊重农业科研规律，就要坚持农业科研的基础性、公益性定位。发达国家对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的稳定投入占比达70%~80%，而我国目前这一比例恰恰相反。

三是与大学相比，国家级科研机构普遍面临较大的工资压力。以中国农科院为例，院所两级普遍经济实力不足，一方面是人员经费财政保障水平偏低，财政保障率低于40%，经费结构不合理，科研经费见物不见人，造成“有钱打仗，无钱养兵”。另一方面，农业科研工作的公益性强，创收能力不足。

“在目前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科研队伍不稳定，长期发展下去，将严重影响国家战略性科技力量的作用发挥。”王静强调。

对此，王静提出了以下建议：

首先，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建立农业科技更优先发展的投入机制，确保投入强度不低于国家科技投入强度。建立农业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使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占农业总产值比重逐步提高到2%以上。持续投入种业自主创新和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重视农业基础性长期性科技平台设施建设，优先布局建设农业领域的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研平台，强化科技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引领支撑作用。

其次，对从事基础性研究、农业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加大稳定性科技投入比重。结合科研机构职责定位，对国家级科研机构，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构建科研经费稳定增长机制。继续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工程支持。探索建立农业科研基地和野外台站稳定的运行保障机制，加大对动物疫病防控生物安全高级别实验室、国家种质资源库等重大科研设施的支持。

再次，加大对农业科研单位人才等工作的支持，进一步提高人力成本在科技创新成本的比重。人才强农战略是我国打造一流农业科研队伍，占领农业科研制高点的关键。但我国农业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整体面临高校和其他科研机构的激烈竞争。“虽然农业科研单位均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政策，但自有经费难以为继。应逐步加大人员经费保障力度，或者参照高校的做法，最后，尽快推广实施从稳定支持科研经费中提取奖励经费的政策。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指出，允许试点单位从基本科研业务费、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经费等稳定支持科研经费中提取不超过20%作为奖励经费，由单位探索完善科研项目资金的激励引导机制。“希望该项规定尽快推广实施。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对农业科研单位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像中国农科院这样的科研单位开展‘包干制’、全成本核算等试点工作。”王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