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吃饭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条例》管的就是“虫口夺粮保丰收”这件大事，《条例》的实施，为更好地应对病虫害威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应，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条例》根据不同种类病虫害的特点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危害程度，将其分为一类、二类、三类，进行分类管理。其中，一类病虫害是指常年发生面积特别大、或者可能给农业生产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农作物病虫害，须在国家层面统一指挥调度，开展联合监测、预防和控制，必要时还要进行应急处置。今年5月，农业农村部就《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包括草地贪夜蛾、飞蝗等16种重大病虫害。

总体而言，我国农业生产仍以小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病虫害防治能力有限，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条例》坚持政府主导、属地负责的原则。即由农业农村部负责全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切实担负起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属地责任。具体来说，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的植物保护工作机构负责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有关技术工作。

农业生产经营者等有关组织和个人，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实施主体和第一责任人。应当做好生产经营范围内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病虫害扩散蔓延；病虫害严重发生或者暴发时及时报告所在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并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展的防治工作予以配合。

专业化防治服务，是防控重大病虫害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专业化防治服务，是指具备病虫害防治能力的服务组织，采用先进、实用的设备和技术，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规范化的统防统治服务。

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种类多、识别难，发生情况各异；农药品种、剂型繁多，防治对象和防治适期千差万别，药效、毒性、安全间隔期也不尽相同，普通农民很难掌握，这就需要采取专业化防治。

从农业生产过程来看，目前耕、种、收环节，已基本实现机械化，而病虫害防治是技术含量最高、用工最多、劳动强度最大、风险控制最难的环节。如果不进行专业化防治，现代农业生产无从谈起。

二是企业型。由农资生产经营企业成立的专业防治服务公司，既为农户提供农资销售服务，也提供病虫专业化防治服务。

三是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自有型。主要由种植大户、农场主或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创办的专业化防治队，除开展自营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外，还为周边农户开展专业化防治服务。

此外，各地还有村级组织型、 村民互助型等其他类型专业化防治组织。截至2019年，在有关部门备案的“五有”规范组织达到4.2万个，从业人员141.5万人，日作业能力突破1000万亩。

近年来各地实践表明，实施专业化防治，每个作物生长期可减少用药1-2次，降低农药用量20%，提升防效10%，作业效率提高10-20倍,为重大病虫害防控和农业绿色发展加了一把“安全锁”。

农民轻松，产量更稳。专业化防治，既大大解放了农民，又提高了防治效果。如四川省射洪县瞿河乡农民反映：“以前种田最恼火的是7、8月份高温季节打药，现在有了服务组织打药就轻松多了”。

用药安全，产品更优。专业化防治，规范了农药使用行为，降低了农药使用量和使用风险。四川省三台县清泉村支书何仲荣介绍：“自打成立了清水泉水果专业合作社，现在生产的桃、橙子、葡萄都达到了绿色食品标准，销路、价格都比以前好了”。

一是确立了专业化服务发展的政策导向。《条例》第三十三条明确指出，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扶持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要求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的规范和管理，提供技术培训、指导、服务。

二是规定了专业化服务组织必备的条件。《条例》第三十四条、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专业化服务组织应当具备相应的设施设备、技术人员、田间作业人员以及规范的管理制度。

三是明确了专业化服务组织的有关责任。《条例》第三十六条、三十七条、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合理使用制度，建立服务档案；为田间作业人员配备必要的作业防护用品等；国家鼓励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组织为田间作业人员投保人身意外伤害险等。

专业化病虫害防治服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朝着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方向阔步前行。服务范围将由单一环节“代防代治”，向覆盖生产全过程的全链条服务转变；服务方式由单纯依赖化学农药防治，向综合应用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生态调控、绿色农药等立体式防治转变。